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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人人叫他老总，反而把他真名忘了。只知他姓张，是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
老总的企业办了个隆重仪式，请来许多重要人士。其中一位，是老总的中学物理老师。那天见了面，老总一直拉着老师的手，口口声声“马老师”，就像当年在教室里那么恭敬。

马老师远道而来，衣着朴素、不苟言笑，与现场大多数贵宾西装革履、谈笑风生，形成对照。有人就说，见过老师被邀参加这类重要仪式的，但不是知名院士就是大学教授，还没见过请中学老师的。

但老总就请了马老师。在他心目中，马老师就是重要人士。在场最高领导得什么礼遇，马老师也是什么礼遇。

中学时代老总迷上了物理。物理学奠定了他的人生走向。引领他走上这条路的，就是马老师。马老师举着知识火炬，带着一群少年深入物理世界。老总开始只是芸芸众生中一个，跟着马老师格物致知，才渐渐脱颖而出。马老师的知识如此温暖，以致老总常会忘记窗外的阴冷。

老总少年时代并非洒满阳光。他上学的地方是个遥远省份。母亲原在中原丰饶之地生活，三年困难时期逃荒来这里，以至他出生后竟没有报上户口，在同龄人眼里成了“黑户”。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，没有户口意味着什么。从此，羞辱与痛苦便像影子一样跟着他。

只有在物理课上，马老师的目光，还有美丽的物理定律，能淡化他内心的阴影。他在马老师点拨下成为物理尖子，也从骨子里强大起来。他心仪的大学专业，就是马老师指导他考入的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有心去南方发展。但当地“土政策”规定：“大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工作”；如果选择“跨省工作”，须向原地交付“培养费”9500元。这相当于他父亲七年全部收入。如果交了这笔钱，一家人还怎么生活？

他按下去南方的心，在一家工厂默默当起维修工。两年后，一次“相亲”告吹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。他对眼前境遇再也无法忍受。他想，人怎能永远蜗居一处？当男儿就要行走天下！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马老师。马老师说：“你早该出去闯一闯了！”

他向人事科递交辞职书。人事干部却说：“单位不接受。你也不能离开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决心已定。”人事干部说：“那随你，但人事档案不能给你。”他一笑，说：“那就不要了呗。”

说完他转身出门。还是那山，还是那水，可他一抬头，天高地远、云淡风轻，脚下从未有过的轻松。

他毫不犹豫乘车南下，到了上海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他不敢贸然从事轻巧活儿，而是选定自己最熟悉的一家企业，干起了销售营生。事实证明他干得不错：全年销售计划超额完成。

但他的努力没有换来应得的报酬。那位台湾老板年初承诺：销售人员按业绩提成，此刻却不认账，借口公司全年收入不理想，宣布“取消提成、明年再说”。

他忽然明白一个道理：命运不能交到人家手里。他决定自己办厂。

他借了十万元，辗转寻到几十公里开外的远郊，利用一座旧厂房办起实业。这么多年来，马老师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南北相隔，心心相印。无论困难或顺利，苦闷或忧伤，马老师举着的火炬一直温暖着他，既当他的朋友，也是他的导师。若干年后，他在最重要的仪式上把马老师奉为上宾，这既是一段师生佳话，也是他实践初心的一种纪念。

2

绝对想不到的是，我一提“小董”这名字，老总竟流泪了。

小董只是个普通员工，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年轻人。这是怎么了？

事情要回到十八年以前，正是那一年，老总认识了小董。那时小董刚中学毕业，老总也不过三十岁出头。

如果说，老总天生是当头的，那么，小董就是天生辅佐能人的。他是老总手下第一批员工。说他是“员工典范”一点也不夸张。他集中了当地年轻人所有的长处——朴实、勤奋、好学；文化程度虽不高，但在老总带教下，逐项掌握操作技能，没几年，老总就可以放心地把车间交给他，把几十位工人交给他。小董跟着老总摸爬滚打，到三十岁时，已然成为生产一线领头人，技术上达到了高级工程师水准。这在同行中是罕见的。

老总后来成为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小董向他看齐，也成了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劳模的心是相通的。老总喜欢小董聪明能干，更喜欢他忠诚踏实，在员工队伍中具有引领力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员工激励，以老总为首的管理层讨论决定，小董持股达六万股。这是一个中层干部才能达到的持股数。看得出，小董是老总心目中的“重要人士”。

可惜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位起于底层的骨干，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，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日子，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他只有三十多岁，孩子还刚刚踏进小学校门。噩耗传来，工友们无不震惊惋惜，老总更难以抑制心中悲伤，当众流下泪水。

“死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”那些天老总一直在想：用什么办法，才能把小董妻儿安抚好。他征得小董妻子同意，把她接来企业，安排一项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让她有一份稳定收入；他还承诺：孩子的教育抚养费由他来，直到孩子大学毕业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按以往规定，小董持有的股份，企业有权按事先约定价格收回，但老总郑重提议：小董生前持有的股份，是否可转让给他妻子，让这个不幸的家庭也能分享一份改革发展的成果？这一动议，获得管理层同意，也得到全体员工一致赞许。

老总的厚道人人钦佩，可他的严厉也人人皆知。同事们摸到的“规律”是，他对普通员工有父兄般的慈爱，而对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，要求分外严格。财务部一位经理，跟着老总干了十几年，是远近闻名的“老财务”。就是这样一位功臣，现在记得最清楚的，竟是一次偶尔疏忽导致数据失误，被老总严词批评的场面。他回忆道：“老总当着许多下属的面‘现开销’，真是叫我下不来台，那教训，让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！”

3

企业从初创时一座简陋厂房，发展为一家初具规模的专业公司，近二十年艰苦拼搏，是谁与他风雨同舟最久？

说来难以相信，跟着他日夜相处、不离不弃的，竟是一对外省来沪打工的夫妇。直到今天，公司里还有许多人叫不出他俩姓名，只知道丈夫姓郑，大家叫“老郑”；老郑的妻子，大家叫她“阿姨”。

近二十年前，老郑夫妇带幼女，离开老家，在黄浦江畔与老总邂逅。尽管这时老总创业刚起步，各方面困难重重，但见这对农村夫妇生活穷困，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把他们留下，男的看门，女的做饭。

一种古老的情愫，成为他们间的纽带。老郑的小女儿从牙牙学语开始，到入学读书，再到中学毕业、考入大学，见证了这三口之家怎样得到“老总叔叔”的真心扶持。老总亲自为这一家设计新居。有了这固定住处，老郑更加尽职尽力，老郑妻子在食堂也加倍勤奋；小女儿最是高兴，有了小房间小书桌，读书格外用功，高考时一举考入家乡的师范学院……

最让老郑夫妇想不到的是，企业进行改革，也把老郑列入《激励名单》。按照工龄、贡献，老郑应分到三万股，因手头拮据，老郑只认购了两万股。这两位老实巴交的农村人，对自己成为企业“重要人士”难以适应；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老郑日夜守着企业大门，是老总工作生活的第一见证人。前些年，老总家在市区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他干脆搬来铺盖，住进公司办公室。这一住，就是整整三年。

老总是个“工作狂”。以前，他清晨第一个到厂，晚上最后一个离厂；住进公司后，郑师傅看见，老总办公室每夜都亮到通宵。许多人是从业绩贡献来衡量劳动模范的，而郑师傅，却是从一个人浸在工作里的时间来识别的。他说：如果老总不是劳模，那天下就没有劳模了。

企业在曲折中迎来几度春风。每当厂区大道冬青冒出新叶时，老郑就会看到，老总拿起一把大剪子，为全厂的花木剪枝。剪上一段后，他会跨下扶梯，一边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一边美美地点上一支烟。在老郑看来：这位吃过千辛万苦的老总，是那么热爱自己的家园，那么喜欢厂区的一草一木！他还感叹：这“理工男”出身的老总，干什么事都像模像样，他剪过的冬青齐整刷平，连绿化师傅都没他剪得那么出色。

4

小袁小谢是一对情侣，两人都是大学生。那天，男生小袁给我讲了一段“招聘故事”——

我毕业于东北一所大学会计专业，在央企干过三年，因为女友小谢在上海，今年我南下参加上海招聘。

也是巧，正好在《招聘信息》上看到这家企业招聘会计师，我就过来了。这家企业待遇不错，就是远一点。可远点怕什么？怕远能找到好工作吗？

我第一天递简历，第二天就过了面试；面试官还当即安排，让我第三天来复试。我想：这是什么效率？就冲着这高效，我也愿意来这里干！

面试官知道我还没结婚，特别问我：有女朋友吗？

唉，这是我一块心病。我女友小谢在上海，聪明、贤惠，她是计算机专业毕业，可惜的是，她有残障，听力发声有些缺陷。

想不到面试官说：你明天复试，可以把女友带来试试。

我问：真的吗？

面试官说：当然是真的。如果适应公司需要，我们可以考虑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岗位。你们两人一起上下班，不是挺好吗？

我说：她有残障啊。

面试官说：我们老总说了，欢迎残障人士来我们这里工作。

这天回上海，我跟小谢一说这事，她高兴得跳了起来。第二天，我们乘地铁、换公交，匆匆奔向远郊。一路上，小谢目光里充满兴奋和期待，又不时露出些忧虑。我安慰她：不要担心，就是去试试，不行的话，我们继续找。

到了这里，我很快通过复试拿到入职通知。我担心的是小谢，怕她通不过面试。等啊，等啊，我不知等了几小时，终于，她面试结束了。我看见她走出会议室时，远远给了我一个“OK”手势……

事后老总对我说：“像小谢这样的女生，年轻有活力，虽有残障，并不影响工作。他俩谈个恋爱不容易，我们伸手帮一把，就能促成一对恋人成家立业，这是件多美好的事情。”

老总还介绍：“我们公司有一位管理人员，早年患小儿麻痹症，行走不便。入职前就有些议论。我觉得，他来干的是数字工作，下肢残障有什么影响？决定让他进公司。十几年来，他表现一直很优秀。在我看来，残障人士不是企业的负担，而是动力。他们往往比我们普通人更努力。他们是企业的重要人士。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当地政府官员给我看了一份材料，那是有关老总近年来的一些数据：

2021年，他支援河南灾民50万元；

2019至2023年，他支援云南农村80万元；

历年来，他汇款140万元，支援一个地区的贫困学校……

这个地区，正是老总当年受歧视、被称作“黑户”的地方。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早已被老总丢在脑后。他说：家乡还穷，那里的父老乡亲，现在是我心里的“重要人士”。（彭瑞高）